尤其是在初期，文学院往往指出某一部作品作为颁奖的主要理由，但无论如何，自从1965年给萧洛霍夫(Sholokhov)“顿河的史诗”这一评语之后，就再也没有提到某一部作品了。其他以这种方式提到八本书是蒙森(Mommsen)的《罗马史》，斯皮特勒(Spitteler)的《奥林匹克之春》，哈姆森>(Hamsun)的《土地的生长》，雷蒙特(Reymont)的《农民》，托马斯·曼的《勃登布鲁克家族》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杜加尔(Martin du Gard)的《蒂波一家》，以及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仅有一次在颁奖评语中将一位作家称为先锋：T.S.爱略特(T.S.Eliot)。但是，皮兰德娄(Pirandello)是因为他大胆而巧妙地复兴了戏剧的场景艺术而受到赞扬，福克纳(Faulkner)是由于他在艺术上对现代美国小说的独特的贡献而受到推崇。此外，在海明威和萨特(Sartre)的评语中均提到其作品所产生的影响。 

    相反，颁奖给伯纳文特(Benavente)是因为他以巧妙的手法发扬了西班牙戏剧的优秀传统。循着同样的脉络，在蒲宁(Bunin)，帕斯特纳克(Pasternak)和索仁辛尼(Solzhenitsyn)的评语中分别提到他们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古典的/伟大的/不可割裂的传统。 

    在后五十年往往表述得更为明显的观点是强调对人类普遍处境的描写——自1947年纪德(Gide)获奖以来，提到这一方面多达十二次。例如颁奖给贝克特(Beckett)，是因为其作品在描写现代人的极端的困境方面达到高度水准；给辛格尔(Singer)是因为他生动地描绘了人类的普遍处境；给戈尔丁(Golding)是因为他的小说照亮了当今世界的人类处境，给大江健三郎的评语提到他笔下的人类困境的令人惊异的图画。 

    今天，在过去的努力的启发下，文学院内部有一种“回到遗嘱”的倾向，这样说我认为是公正的。例如，给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的评语：“她通过宏伟的史诗性的作品已经——用诺贝尔的话来说——使人类获得巨大的益处”。 

    由于诺贝尔基金会对诺贝尔大量财产的高效率的管理，我们文学院拥有充分的资源去编织一张专家网络，以便搜集来自各个文化领域的报导。有资格提名候选人的人，有这种特权的人们形成了另一张国际网络。但是，评选程序是以文学院院士的阅读为基础的。当然，颁奖给谁，孰先孰后，会有些主观因素，但这仍然来自评选小组的丰富的经验，并且经过会议期间的充分讨论的检验。院士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事实：诺奖的声誉有赖于得主的一览表。 

    在《科学的美国》(1994)中，明斯基(Marvin Minsky)有篇文章作了下述评论：“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在知识领域的发展中似乎已经达到一个高峰。没有显著的标记能够表明我们将更富于创造力。爱因斯坦能够比牛顿或阿基米德更杰出吗？当今剧作家有人能与莎士比亚或欧里庇得斯媲美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但这还不能使他满意。我们应当探寻超越我们的知识极限的途径。他认为，可以借助工程学的置换人体，采用纤毫技术(nanotechnology)的置换人脑来尝试这种超越。这样一来，颁奖给谁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项选择将成为千古不朽的选择。 

    要想超越高峰，第一步，探寻者应当发明一些电子装置，并且通过大量的微观电极把它们连接到我们的大脑，从而增强人脑的能力。但是，最后他们应当想出妙法来替代人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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