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所坚持的“人的文学观”也存在上述问题，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容易接受“人的文学观”，很简单，中国人没有抽象大全的观念，从孔子以来就一直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本思路，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很容易导致中国人对“后中世纪西方思想”特别是启蒙思想的认同，但是，这种人本主义的抬高人的思路、重视人的思路，如果没有西方式宗教思想的底蕴，便会发展成中国文革式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战天斗地”思想，一种把人看成是世界的主宰、世界的立法者、奠基者狂妄心态便会主宰国人，其结果是“人”无论如何狂妄实际上并不能真正主宰世界，最终这种狂妄只能发展成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疯狂暴力和压榨。

    因此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一方面在进行着急速表面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和自己的传统作出应有的斗争，因而也没有真正向世界张开自己的怀抱；一方面是它在现代西方文学技术面前不断地丧失自己的个性和基础，另一方面是在自己狭隘的传统思想以及民族情绪的圈子里不能自拔，倒在了西方技术（例如意识流、荒诞戏剧等表现手法）的陷阱里，把西方性等同于世界性，对西方性既顶礼膜拜又本能地蔑视拒斥，没有真正地把西方性和世界性区别开来，对着世界性张开自己谦虚的胸怀。由此观之，确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于人类的以存在论为基础上的世界性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也许这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最根本任务。

    ［1］周作人：《国粹与欧化》，《晨报副刊》（1922年2月12日）或《自己的园地》。
    ［2］周作人：《国粹与欧化》，《晨报副刊》（1922年2月12日）或《自己的园地》。
    ［3］周作人：《人的文学》，见《新青年》，1917年1月1日，第2卷第5号。
    ［4］钱玄同：《寄陈独秀》，见《新青年》，1917年3月1日，第3卷第1号。
    ［5］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6］不过当时也有人立即提出反对意见，其中较有价值的是黄子平，他在《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一文中，认为“现代派”概念是“反规范”的，“如果意识到现代派文学产生于东西方文化价值标准都发生移易的时代，意识到现代派文学的‘反规范’倾向，那么，就会感觉到设立一个‘真现代派’的先验规范可能是徒劳的。”黄子平在该文中提醒人们注意：“当人们使用像‘人类’这样高度抽象的字眼时”，一定要格外珍重小心，因为“人类”可能“只是暗含量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欧洲人’的扩大化罢了。”黄子平已经意识到了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策略的“西方化”可能面临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同时审慎地提醒人们注意不要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化”，这里似乎黄子平流露出了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策略与“西方化”策略的微妙区别。
    ［7］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8］陈平原：《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见《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刘再复：《告别诸神――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世纪末”的挣扎》，见《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5期。
    ［10］周作人：《民众的诗歌》，《晨报副刊》，1920年11月26日。
    ［11］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12］周作人：《〈扬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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