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有民族风格、特点的，便愈加在国际上有地位。”这就是民族化派的逻辑。也正是这个逻辑给了民族化派一个幻觉：只有坚定地坚持了自己的特点，与世界上的其他文学相区别，才能为世界文学认可。从理论上说，个体的确只有凭借其个性才能在群体中被指认，面对一队迎面走过来的女孩，我们会说“那个高个儿的如何如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是凭其“高个儿”的特性将她从一队女孩中认出，但是个性是个体被指认的前提，却并不是该个体在群体中有地位的前提，我们可以以其“高个儿”而把那个高个儿女孩从一队女孩中认出，却绝对不能因此而认为她在那一队女孩中必然拥有很高的地位，“地位”是一个比个性更高的标准，大多数时候它是和个性相抵牾的，比如，一个女孩要在一队女孩中拥有较高地位，她的个性就不能过分突出，相反她身上必须拥有更多的共性，只有这种共性的东西才有助于她被更多的人理解、欣赏，进而是接受和爱戴。文艺上也是如此，京剧是具有充分的中国特色的文艺样式，外国欣赏者也可以凭借其独特的个性一眼就将它指认出来，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说京剧这种艺术样式也是世界的，在世界艺术阵营中具有至高地位，因为情况恰恰相反，真正在世界上有地位的恰恰是那种体现了人类文艺发展规律的共性，表现了人类共通的感情和思想，展现了人类审美趣味之共性的那一类文艺样式和作品，托尔斯泰之所以为世界人民接受，不是因为他是俄罗斯的，而是因为他是人类的，他的价值超越了一国、一地、一族狭隘的审美趣味、价值追求而具有世界价值。

    “愈有民族风格、特点的，便愈加在国际上有地位”的观点，实际上是把“国际的”看成是各个孤立民族的“并列体”，认为只要各个民族的个性机械的杂呈于世界文坛，就能构成世界文学“综合体”，这样只要每个民族的文学充分的实现了个性化、保持了特殊性，那么世界文学就能自然地达到百花齐放、共荣俱进的效果，这种观点没有把世界文学看成是世界各民族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融合体”，这就实际上取消了“国际的”（或曰世界的）概念。实际上“国际的”是建立在世界各民族互相融合、理解、沟通，进而在某个人类共同共通的框架内彼此认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而不是相反，各个孤立的民族主义文学杂合是不可能构建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文学的。从长远看，世界文学将融合大于割裂、联系大于断绝，它将在各个民族文学的大融合、大联系、大借鉴中产生。

    五、建立“生成论”文学发展观：超越“民族化”、“西方化”二元思维、确立“世界化”思维

    如何从“要么西方化要么民族化”的二元思维中解放出来，这是摆在当今文艺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摒弃二元对立思维，建立超越“西方化”又超越“民族化”的“世界化文学”，必须建立“生成论”的文学发展观。何为生成论的文学发展观？文学的发展无需从向外的借鉴中获得外力，也不必在向内的传统中获得内驱，文学发展只是意味着文学家在新的时代面前，不断地重新面对“存在”――这个人类共同的本体问题，为人类寻找新的共同心灵家园，提供新的共通审美慰藉。这种“生成的文学”将是一种崭新的世界性文学，它不是当下已有的任何一种强势文学对弱势文学的消灭，也不是任何一种民族文学在世界性范围内的扩张，而是一种新的直接奠基于人类之存在基础上的因而也先天地获得了世界性的文学。

    生成的文学必然是世界的文学。从终极上讲，只有那种有利于人类从整体上变得更为团结的文学才是世界的文学；或者反过来说，世界的文学绝不是那种团结人类中的一部分人（阶级、种族、民族、国家）去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文学：绝对不是那种符合人类中一部分人（阶级、种族、民族、国家）的审美趣味而对另一部分人的审美趣味构成威胁的文学，也绝对不是那种符合一部分人的价值观、体现一部分人的利益追求而对另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和利益追求构成威胁的文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规范、行为准则、宗教感情、审美心理等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对立，过去千百年来，人类为这差异已经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有的时候甚至是血的代价，原因就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东方弱势民族、文化要么对西方强势民族、文化俯首称臣，采取西方化的策略融入西方之中，要么采取民族化的策略，从对西方的敌意和嫉恨出发刻意把文学上的民族文化上鸿沟拉得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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