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派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学，这是接近创造的第一步，但是迈出了这一步的新文学作家、理论家没有真正地走到“创造”的境界里去，而是走到了“对西方的拿来主义”那里。“拿来主义”想法在当时知识界是比较普遍的，例如周作人，他在《罗素与国粹》中就说：“中国人何以喜欢泰格尔？因为他主张东方化与西方化抵抗。何以说国粹或东方化，中国人便喜欢？因为懒，因为怕用心思，怕改变生活。所以他反对新思想新生活，所以他要复古，要排外。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就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而西方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又正好相反，于是肯定西方就成了必然。西化派思路的欠缺在于否定了中国传统，却并不是意味着要创造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东方的新的世界文学，而是向西方倾斜，走了西化的路子，它只能创造一种西化的“中国新文学”，而不能创造一种真正的中国的“世界化文学”。

    话又说回来，西化论者的心态要比民族化论者的心态放松，相比而言，西化派态度温和，视野开阔，弱势心理稍轻。例如西方化论者胡适对于传统文化并没有一味否定，相反他还号召人们一点一滴地整理国故，去其乱、谬、迷信，寻其真意义、真价值。胡适自己说：“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的新儒学的开山宗师是十分崇敬的。（《胡适博士个人回忆录》）”再比如，周作人一方面他是西化论者，另一方面他也是较早的民族化（对民间歌谣的研究和肯定）探索者，他对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具有创始人的意味。当然，五四时期的西化者中也有比较极端的，例如陈独秀，他说过“吾人尚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等类似的话，不过这是少数。

    四、愈是民族的就愈是国际的：民族化派的典型逻辑

    “愈是民族的东西，它便愈是国际的。”这是民族化派的典型逻辑。

    如果说西化派强调中国文学之发展在于借鉴西方经验，那么民族化派则与其相反，他们强调“向中国古代传统或者民间文学学习”，以便中国文学能自我繁殖、自我复制，他们认为不如此中国文学就不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征，中国文学就有失掉“名目”的危险。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这种观点底下蕴藏着的弱势文化心态：“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24］，为了克服这种恐惧，民族化派所选择的道路是拚命向内转，以防外族文化的侵袭。不过鲁迅没有同时看到西化派自身也同样有“弱势文化心态”，鲁迅的担忧，“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25］，这和民族化派的担忧性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为了克服这种弱势心态西化派选择的道路和民族化派选择的道路正好相反，西化派是拼命向外转，如鲁迅所说是要“别立新宗”，“以图新命”，强调的是先在“世界人”中占得位置，而不要“失去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世界上住”［26］，民族化派强调的是“’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27］”。

    有必要指出的是，民族化派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隔绝开来，为中国文学制造一个封闭的进而能保证民族化派所要求的自我复制、自体繁殖的环境只是手段，他们的目的实际上和西化派是一样的，都是要让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员，甚至是世界文学中显贵的一员，只不过在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上，西化派认为中国文学必须通过向西方先进文学靠拢，而民族化派则坚持中国文学必须与西方文学疏离。

    1939年萧三［28］在论及中国新诗的民族形式时曾把新诗的成就不如小说、散文的原因归结于新诗人“一下子从古诗的各种形式和体裁‘解放’了出来”全没有了章法，鄙视中国旧文化旧文艺，只顾模仿西洋文艺，“中了‘洋八股’的毒”，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新的形式要从（中华民族――葛红兵注）历史的和民间的形式脱胎出来。”对此他作了如下解释：“这些一切是不是说我们顽固，自大，甚至陷于狭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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