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第一次观看浙江省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于10月25日写了《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郭沫若并以他与毛泽东特殊的文字交情，将此诗呈献给了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也观看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剧，见到郭氏的七律后，他也诗兴大发，于1961年11月17日挥毫写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钓棒，王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的这首和诗，据郭氏说：“我在1962年1月6日在广州看到，是康生同志抄示给我的。”[1]读了毛泽东的和诗后，郭沫若当天即用毛诗的原韵，又和了一首十律:

赖有睛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郭氏此诗，也经康生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回信说：

    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郭沫若又在《“玉宇澄清万里埃”——读毛主席有关〈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一首七律》一文中说：

看到舞台上的唐僧形象实在使人憎恨，觉得也其是值得千刀万剐。这种感情，我是如实地写在诗里面了。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这就是我对于把“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的“唐僧”的判状。 

    但对戏里的唐僧这样批判是不大妥当的。戏里的唐僧是受了白骨精的欺骗，因而把人妖颠倒了，把敌友混淆了。他是蠢人做出了蠢事。在戏的后半，白骨精的欺骗当场揭穿时，唐僧也就醒悟过来，知道悔恨，并思念孙悟空。……假如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以敌为友，以友为敌，不是像唐僧那样受了敌人的欺骗，而是投降了敌人，和敌人一个鼻孔出气，那就完全不同了。像这样有意地颠倒黑白、淆乱是非的人，他本身就是白骨精，或者是替白骨精服务的变相妖怪。我们就不应该把对于这种人的看法，和戏里的唐僧形象等同起来。主席的和诗，便是从事物的本质上，深一层地有分析地来看问题的。主席的和诗，事实上是改正了我的对于唐僧的偏激的看法。 

    总之，在对待戏里的唐僧问题上，郭沫若的第一首七律认为唐僧 “真是值得千刀万剐”；在读了毛泽东的和诗之后，他才深受教育，改变了对唐僧的偏激看法，懂得“僧是愚氓犹可训”。三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毛泽东诗词注释，于此和诗下都是按照郭氏此说来解释的，以突出郭沫若的偏激而勇于改过，毛泽东的英明而善于诱导。

    但是，认真地分析郭沫若的《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原诗，人们就会发现上文所引郭沫若对自己诗作的解释是有问题的，毛泽东的和诗实质是误解了郭沫若的诗句，而

郭氏对自己诗作加以曲解实在是有其苦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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