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 从正反两方面考察, 文论话语都要求精确, 排斥“模糊”（不精确）。即使作为“含蓄”的“模糊”, 也只能是精确话语的补充, 而不应成为主导话语。

    六、余论
 
    张扬民族特色, 发扬民族传统, 应该有一种冷静、平和的心态和全面观照的视角, 切不可简单、轻率、感情用事。否则,中国文艺理论的“改弦更张”就可能走上邪路。 

    现代思维要求清明的理性, 虽然也需感性、悟性和灵性的平衡。从总体上看, 分析性、精确化的理性思维在中国并未得到充分发展, 对整体的把握也多笼统而粗率。中国式的的朴素整体思维, 未经近代科学分析思维的辩证扬弃, 就难以螺旋式上升为现代系统论和整体观。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混沌学、模糊学等新兴综合学科, 不在“整体”思维发达的中国产生, 而在“分析”思维发达的西方产生, 难道是偶然的例外吗？称其为“向东方靠拢”, 有什么根据呢？

    诚如唐逸先生所说：“理性思维的不成熟, 严重阻碍社会的效率化、自觉化和科学化”〔25〕。在中国, 理论思维经常受到感悟思维的冲击和扭曲, 在语言表述上就往往呈现出“模糊性”。理论的过分主观化、情绪化和文艺化, 正是其声誉欠佳的重要原因之一。鉴赏与评论不分, 文学与理论混淆, 常见于文论研究。也许, 将锐敏的感悟, 清通简要和情采兼备的表达, 与西方式的逻辑清晰、条理与系统相结合, 才是中国文论重建与创新的最佳途径罢？

    中国现当代文论, 虽然较多地吸纳了西方文艺思想和范畴, 但在运思和表述方式上还是根深蒂固传统式的。这就不能不给国际学术交流带来障碍。且不说西方学者, 就连东方的日本学者, 也每为中国文学研究“太文艺化”、“感情、感性上的因素过多”而苦恼, 甚至“觉得不是学术著作, 而是一种‘文学创作’”；并呼吁中日学者间建立“共同研究的‘基础’”, 其中包括“研究方式、题目、思路、语言等等”〔26〕。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应熟悉并遵守通行的游戏规则, 逻辑清晰是最起码的一条。理论话语“妙就妙在摸糊”论, 必然与这种潮流格格不入、背道而驰, 除非想自我封闭在国际学术交流之外, 所谓“各人说各人的”。但我相信, 绝大多数人都不愿走这条路。

    注释：
〔1〕 金克木：《蜗角古今谈》，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第168页。
〔2〕 马清健：《系统和辩证法》，求实出版社, 1989年11月版, 第5页。
〔3〕 恩格斯：《自然辨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2年5月版, 第548页。
〔4〕 伍铁平：《模糊语言学》自序,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年11月版。
〔5〕 尼古拉·布宁、余纪元编箸：《西方英汉对照哲学词典》, 人民出版社, 2001年2月版, 第166页。
〔6〕 《三国志·刘劭传》引夏侯惠评语。
〔7〕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8, 《严先生衍传》。
〔8〕 同上书, 卷24, 臧玉林《经义杂识》序。
〔9〕 李约瑟：《科学技术史》第一分册,第312、313页, 转引自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12月版, 第50、51页。 
〔10〕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 人民出版社,&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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