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文学批评：１９５０—１９７５（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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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文学 文章来源：网上搜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8-17 22:3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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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叶维廉、昆南、周梦蝶、商禽、郑愁予等。其中《论现代诗之张力》一篇，被选入多种现代诗歌批评选本，成了六十年代阐述现代主义诗歌相当有份量的论文之一。在这篇论文中，他参照意象派诗人庞德对于诗歌内在“强度”(intensity)的提倡，提出：“一首好诗，评断的尺度不是在属不属于‘传统’，属不属于‘现代’，属不属于‘新奇’，而在于它自身整个张力超然独立的构成。好诗，就是从‘内涵’和‘外延’这两种极端的抗力中存在，成为一切感性意义的综合和浑结。”
在20世纪文艺理论中，李英豪的张力论不能算他个人的理论创造，它是20年代英美新批评进行文本分析的常用概念，在燕卜荪、布鲁克斯、兰森、泰特等人的细读式批评中，已有出色的运用。但李英豪将其介绍进来并运用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实验文本的分析，仍有其重要意义：它昭示香港文学批评已开始批评视觉的转移或走向多元，从政治上的边缘性认同过渡到文化边缘性特色的体现。
从表现上看，李英豪的现代主义诗歌理论批评，属于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实验运动，因为李英豪既是台湾《创世纪》诗刊的编委，论文和著作也主要在台湾发表出版。但从香港文学活动的历史看，当属香港现代主义文学探索的果实之一。香港是个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早在五十年代初、林以亮等人就在《人人文学》上介绍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稍后又着手《美国诗选》的翻译。1955年，昆南、无邪、叶维廉编辑出版《诗朵》诗刊，已向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提出挑战。而1956年马朗主编的《文艺新潮》，以及后来的《时报》文艺副刊《浅水湾》（60年代初）和李英豪自己创办的《好望角》（1963年），都是现代主义的园地。这样持续不断的探索之后，出现文学批评视觉向现代主义转移，正是题中之义。事实上不独李英豪的诗歌理论批评，诗歌和小说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实验也渐成一股风气。例如刘以鬯的《酒徒》于1963年出版；马朗（马博良）写于五十年代后期于八十年代结集的《焚琴的浪子》已融入很多的现代主义因素，而七、八十年代享誉香港文坛的现代主义诗人、小说家，如西西、也斯、吴煦斌、何福仁、戴天等，也已开始写作。由此看来，李英豪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介绍和运用，正体现了边缘地区文化上的包容性和对话特征，同时也是寻求自我认同的一种尝试。因为离开文学道路近二十年后，李英豪重新提笔写《香港的文学面貌》，所强调的就是如何表现“现代多元性的繁复的生活本身和生活感受”。正是由于李英豪自小在香港长大和受教育，对“用工商业作为经济与权力的两大支柱，用大机构和自由企业来把人训练成为拥有更多螺丝按纽的脑袋”，有更深切的感受，自然就更能同情与接受现代主义的艺术观点，他认为，文艺的功能不止于“反映”和“工具”，“它们帮助我更深入****生活，对人更有感觉和更关心，对自己更了解和更多反省与自觉，甚至帮助我站在这群猴乱舞而声音虚假的世界中”[16]。李英豪的文学批评，出发点仍然是生活，但“视角”是现代主义的，具有以艺术的独立自在性抗衡现代社会的异化与分裂的特点。
注释：
[1]林以亮：《像西西这样的一位小说家》，《更上一层楼》，台北：九歌出版社，1996年，页86。
[2]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页323，香港：昭明出版社，1976年。
[3]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页324。
[4]司马长风：《新文学的分期问题》，《新文学丛谈》，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年，页1。
[5]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页234。
[6]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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