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文学批评：１９５０—１９７５（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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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文学 文章来源：网上搜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8-17 22:3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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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反思的精神。
曹聚仁的文学批评
1950年前后南来香港的许多作家、批评家虽然各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不可一概而论，但在批评家中，相当一部分希望在香港这样的边缘环境，保持自己独立的个人立场，却也是普遍的现象。林以亮是这样，1950年从上海来的曹聚仁，也是这样。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杭州第一师范毕业。1922年到上海，先做了三年的家庭教师，一边教课一边自学各种文史知识，“等于进了自修大学”[15]。也在这个时候，章太炎应上海江苏省教育会之请，在上海西门职业教育社大礼堂讲演国学，曹聚仁作笔录。这个讲演的笔录后来成了章氏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国学概论》。曹聚仁1925年被聘为暨南大学商学院国文教授，此后曾分别在复旦大学、持志大学、上海法学院、中国公学、大夏大学等担任教职。
曹聚仁的知识面非常广泛，兼作家、教授、记者为一身。抗战前是作家兼教授，抗战开始又投笔从戎做了中央通讯社的战地记者，后来还在蒋经国的“新赣南”主持过《正气日报》。1950年以前，就曾出版《国故学大纲》（1925年，上海梁溪版）、《中国史学ABC》（1930年，上海世界版）、《笔端》（1935年，上海天马版）、《文笔散策》（1936年，上海商务版）、《文思》（1937年，上海北新版）、《鲁迅手册》（1937年，上海群众版）、《中国抗战画史》（与舒宗侨合著，1948，上海联合画报版）、《蒋经国论》（1948年，上海版），等等。
曹聚仁是1950年到香港的。作为“一个看革命的旁观者”[16]，他是怀着十分复杂的矛盾心情离开大陆的，他曾说：“我对于****政权，一半是留恋，一半是旁观；因为我一向对政治没有兴趣，却又对政治内幕有相当了解，作为去国到海外去的‘马尔塞尔’（《四骑士》中主角之一），心头别有滋味的。‘南来’，对于我，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可解消的矛盾！”[17]从根本上看，他最终下了“乘桴浮于海”的决心，是要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旁观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既保留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又“不必改变生活方式，可以活下去”[18]。
曹聚仁到香港的第四天，就开始为《星岛日报》特栏写关于大陆内地（主要是上海）形势的报道“南来篇”，以不偏大倚的“中立派”自居，以史家之笔自命，叙论大陆时局的变化。这些后来收进《采访新记》（1956年，香港创垦版）的报道，最初发表时曾得到热烈的反响，可说是左右不讨好，既受到******“忠贞之士”讥嘲攻击”，又受到******左派人士的讽刺。但他坚信自己的工作“不带政治色彩”，“乃是站在人民立场、记者的客观地位的一本正经工作。”[19]因此，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他多次回大陆采访，继续写了大量大陆的报道和时评作品在香港报刊发表，并结集成《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在香港出版。
作为记者，出于国家民族的立场，曹聚仁在香港报道了大陆五十年代的变化，也有过提早几小时报道1958年炮轰金门的独家新闻。而作为一个资深的文化人，他向北京苦雨斋的主人周作人催生了《知堂回想录》，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活动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资料。周作人是1960年底在曹聚仁的鼓动下开始写《知堂回想录》的，到1962年11月底写完。它1964年8、9月在大陆《新晚报》副刊发表了一些，被迫“废弃”后，又在曹聚仁的努力下，从头到尾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上连载，由香港三育图书公司出版，全书38万字。
曹聚仁作为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写通讯、报道和时评，也写小说。他在香港发表的小说《酒店》（1953年，香港创垦出版社）集中描绘了大陆南来的中上阶层在五十年代流落香港的生活，表现了在繁华、歌舞升平的背后，人们逃离家园的无奈、失落，以至放纵，还有难言的辛酸与脆弱，从一个逃难来港者聚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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