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文学批评：１９５０—１９７５（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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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文学 文章来源：网上搜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8-17 22:3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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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以亮(1919—— )，原名宋淇，“林以亮”是宋淇常用的笔名之一，此外，还使用过宋奇、宋悌芬、欧阳竟、唐文冰、余怀等笔名发表作品。原籍浙江吴兴，著名戏剧家宋春舫之子。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获学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珍珠港事件后在上海法租界领导话剧运动，曾编写舞台剧《皆大欢喜》。1948年到香港，先后任美国新闻处书刊编辑部主任、电影懋业公司制片部主任、邵氏公司编审委员会主任。编有《南和北》等电影剧本。1968年后，专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特别助理，并兼高级翻译文凭课程讲师及翻译中心主任，主持学校《译丛》的编辑出版。
林以亮是一个诗人，翻译家和文学批评家。他于大学时代开始写诗，有几十首诗作收在《林以亮诗话》和《昨日今日》两书中。主要翻译作品有《美国诗选》（编先，香港：今日世界，1961年）；《美国文学批评选》（编选，香港：今日世界，1961年）；《美国七大小说家》（林以亮等译，香港：今日世界，1967）；《自由与文化》《林以亮等译，香港：1954）。主要评论著作（包括翻译评论）有：《林以亮论翻译》（台北：志文，1974）；《林以亮诗话》（台北：洪范，1976）；《诗与情感》（台北：六林，1980）；《更上一层楼》（台北：九歌，1987）等。
林以亮的批评涉及文学翻译，电影与各种文类。翻译批评方面，一册讨论西译中问题的《林以亮论翻译》，一册商榷中译西问题的《红楼梦西游记》，既是翻译中“信、达、雅”问题讨论，又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和文化矛盾的揭示，体现出很深修养和抽丝剥茧的功力。而电影批评方面的论文《中国电影的前途》，小说评论《私语张爱玲》等，也是极有见解、极其中肯的批评文字。当然，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他对五四以来中国诗歌的批评。它不仅典型体现了一个边缘诗歌批评家对主流文学的观察与分析，所提出的问题，也最发人深思。
林以亮对五四以来的“新诗”，早有自己的看法，从他四十年代开始创作的那些非常理性且形式感极强的诗作，以及他对燕京同学吴兴华新古典主义诗歌毫无保留的推崇，人们不难感到他与五四以来的滥情主义和感伤主义诗歌主流，有着深刻的分岐。这种分岐最早呈现于理论批评，是他1953年在《人人文学》上发表的诗歌《诗与情感》。当时，第7期的《人人文学》发表了夏侯无忌的文章《诗与情感》，把情感看作是诗最重要的因素，林以亮觉得“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马上写了此文进行商榷。
林以亮《诗与情感》一文中提出的，主要是两点：一、情感只是诗的要素之一，不是唯一的要素，片面强调感情，将排斥许多别类诗歌的居留，大大缩小诗的范围；二、情感不过是诗的原料，要经过诗人的精细提炼才会变成诗；取消了从情感到艺术品之间语言形式的艰苦转化工作，简单把美感经验的传达看成是情感的交递，将导致诗歌自足性的虚缺。他比喻说：“感情是电流，要使它成为光，非要有精致的机器和变压器不可。”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甚至可以说是一般的诗歌常识问题，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恰恰在这基本问题上出现了混乱；写新诗和读新诗的人，只是一味地要抒发感情，表现自我，认为只要把强烈的感情无遮无拦地倾泻出来，便是艺术的大成功。林以亮的独特之处，是透过这种只讲感情，不要语言、形式和技巧考虑的现象，进一步顺藤摸瓜，找出了它“根本忽略了中国文学的特殊性质、构造和音乐性”的要害，指出其最大的病根是受十九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他提出：“五四以来，中国的新诗走的可以说是一条没有前途的狭路，所受的影响也脱不了西洋浪漫主义诗歌的坏习气，把原来极为宽阔的领土限制在（一）抒情性的（二）高度严肃性这两条界限中间。……现代诗早已扬弃和****了十九世纪诗的传统而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8]
这是五十年代初来自边缘的对二十世纪中国主流诗歌最直率、也最激烈的批评。虽然早在二十年代，闻一多就提出过新诗中的滥情主义问题，梁实秋也对新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弊端，进行过尖锐的指责，但他们的论述，并未在后来的大陆批评界得到回应，只在香港的林以亮诗歌批评中得到了深入。林以亮对浪漫主义影响的批评，既有中国古代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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