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文学批评:1950—1975(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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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文学 文章来源:网上搜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8-17 22:3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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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依了“香港是文化沙漠”的偏见,香港的文学批评自然是不值一谈。因为我们通常说的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习惯而延续的社会共同经验。它是人类智慧的标帜。连这样的东西都“沙漠”了,还谈什么文学和文学批评?其实,“文化”这个词,包括了“外显”与“内隐”的行为模式,不仅包括意识形态中思想、意识,还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习俗等人类的生存行为。它们借助符号的使用而被学习或被传授,从而显示人类生活和人类历史的出色成就。在这个意义上,“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观点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它至多只是关注到了文化“内隐”的方面,即人格——心灵的方面,而忽略了“外显”的方面,即社会——功利的方面。当然,这个问题反过来看可能更为切实:论者和认同这种观点的人,充分感受到香港社会的商业特征。的确,比起直刺青天的银行大厦、珠光宝气的购物广场、以及股市的消息和皇家赛马会的彩票,那些自生自灭的文学杂志,那些被商品广告挤得瘦削不堪的文学版面,算得了什么? 然而就在这商业巨人的巨大身影的笼罩中,香港的文化、文学和文学批评,不仅在一个雅俗并兼、商政交缠的特殊文化空间中顽强地发展,而且形成了自己的“边缘性文化”特色。从五十年代的《人人文学》、《文艺新潮》、《中学生周报》,到七、八十年代的《八方》、《香港文学》发表的许多好作品,培养的许多出色作家,足以向人们表明:香港不是有没有文化,文学的问题,而是怎样理解、评价香港文化和文学的问题。譬如,无论地理上与政治上,香港都是一个边缘之地,对不同体制和意识形态,既始终有一种潜意识的关注,却又有拒绝宰制的自由,因而在交相纠缠、迎迎拒拒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景观。又如,香港是一个华洋杂处、中西交汇的地区,官方文牍和大学教育通用的是英语,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却通行粤语,而大部份的报刊则用中文出版,这种混杂的语言现象,对文学而言,显然不全是一种消极的力量,相反,作为文学表达媒介的中文,往往从其它两种语言中获得了视野与活力。再如,香港社会的主角自然是商业经济,不象政治生活高度集中的国家和地区那样容易形成思想文化思潮,甚至可以说,香港几十年是一个没有文学“思潮”、文学“主流”的地区,但没有思潮、没有主流,没有文坛的风气,也就使作家不必担心时尚的压力,能够凭个人的爱好和努力默默追求创作的理想,更好表现文学的个性。李欧梵认为,“从文化的层次而言,我认为香港虽地处边缘,却并非弱势,它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文化关系恐怕也非后殖民论述可以全部概括。……恐怕无法完全用商业理论解释……也许香港文化的特色,就在于它的‘杂’性,它可以处在几种文化的边缘——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却不受其中心的宰制,甚至可以‘不按牌理出牌’,从各种形式的拼凑中创出异彩。”[1]这种见解值得思考。 香港社会地理与政治的边缘性、语言的混杂性和经济的商贸特点,不仅决定了香港文化和文学队伍构成的复杂多元,精神、知识背景的复杂多元,也决定了文化和文学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复杂多元。仅文学批评而言,批评的对象既有本港的作家和文学现象,也有大陆、台湾、甚至整个汉语世界的作家和文学现象;既批评高雅文学,也批评通俗文学。批评家既有作家、编辑,也有学院里的教授、专家。批评作品既有书评、随感,也有最正规的学院派论文;文章和论著既在本港发表、出版,也遍布台湾、大陆和其他华文世界的报刊与出版业。 这样复杂多元的文学批评现象,自然要求不同模式、不同角度的观察与理解。但无论在本港,还是在其他汉语文学界,对这个世界性都市的文学批评景观,都还未找到比较理想的整合框架和叙述策略。其中的问题,既与香港文化所处的尴尬的边缘地位相关,也与“香港文学”这一概念的吊诡含混相关。地区种种文化的形成与变化,最早当然是与地理环境相关联的,譬如有人正确地提出现代以前的香港文学具有浓厚的岭南色彩,在中国文学中“本土”的色彩并不明显。但在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的摇荡中,社会条件的隔离(包括社会体制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又往往是地区文化特质形成的主要动力,——正是因为这一点,产生了香港文学、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的不同风貌。因此,基於文化观察必须服从的三条观察路线:自然条件(地域、语言、人种等)、社会条件(社会体制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心理条件(原始概念、心态结构、民俗等)。面对香港作为国际性都市社会对於母[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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