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国家引导的市场经济带来的残酷后果渐渐浮现，新左派对此提出了及时的激评。他们攻击80年代的改革派和90年代的自由派有精英贵族情结，过於保守。新左派（他们自称「自由左派」）既不用国家与人民的对立来归纳中国的症结，也不认为压制性政体是中国的首敌。不少新左派成员在海外大学任教，或在国内担任文化职位。他们攻击全球资本主义在中国蔓延，制造消费文化和市场狂热，与草根民主格格不入。甘阳谴责自由派讚颂的「自由」只给富人、强人和能人特享45.新左派的观点把自由与平等对立，其实真正的自由主义总是有意识地调和这两个基本价值。自由派鼓吹「有限的政府」，以减少滥权；新左派则要建立强大的「民主政府」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以后为然──好是好，怎么做？

    《读书》主编汪晖是新左派最雄辩的作者之一，他攻击西方现代性中的非理性成分46.在一篇分析中国现状的长文中，他声称「六四运动」不仅是一场自由派学生和知识份子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和宪法权利的运动，也是广大城市劳工要求社会公平的抗议运动47.在建立新左派为「六四」的继承者之余，他进一步抨击新自由派是在过去二十年推动「激进私有化」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正通过世贸组织，在结合国家资本与跨国资本，重塑中国的社会和市场的版图。自由派回击新左派不愿批评****政体。汪晖的论述颇有见地，但一竿子****「政治自由主义者」（一直受当局压迫）和「经济自由主义者」（当局的政策顾问），不免有****稻草人的味道。

    张旭东呼籲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比资产阶级的制度更民主、更自由、更平等，照顾全民的利益48.他要重燃乌托邦的想像，建构一个新的论述，也就是「在尚存的社会主义框架里，为政治参与和人民民主创造新的可能性」49.据说这个新模式比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 ）或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更民主。同样，崔之元建议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试验中，片面挑出一些东西来开展中国的制度创新50.毛泽东思想到底是权威主义的本源，还是一个「新型的民主」？新左派似乎把抽象的毛主义剥离，罔顾那些实际的、具体的恐怖、飢饿和流血等活生生的历史经验（lived experience），然后想像出一个激进浪漫但缺乏实践意义的政治制度。正如韦伯（Max Weber ）在一篇名着所言，政治伦理不仅仅关乎意图，而应对行动的实际后果负责51.通往地狱的路可能铺满了高贵的意图。魔鬼总是存於细节：除非新左派提出具体方案，否则他们顶多是乌托邦的想像。

    在引进西方激进马克思主义时，新左派似乎犯了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说的「具体情境错置的谬误」。全球资本如何宰制中国经济？加入世贸后中国如何嵌入全球资本主义结构？全球化与地方性（包括国家和统治阶级）如何互动？这些複杂的课题亟待批判评估，不是简单的哲学冥想可以解答。新左派似乎把「全球─国家」的天平倾斜到全球化的一端，忽略了国家的一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主义更热衷。他们自称是毛泽东的继承者，可是毛在革命年代提出要反帝国主义也要反封建主义。在几个国际冲突事件中，新左派几乎倒向国家民族主义，联手反对西方。赵月枝既批判党国的控制，也批判市场的异化52，值得讚扬。

    老左派靠边站了，马克思主义改革派早就边缘化了，剩下的自由派和新左派多少有基本教义的倾向。他们把西方理论普遍化，运用到中国这个具体的、複杂的、矛盾的环境中。自由派接受海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古典自由主义的视野，例如刘军宁甚至排斥实用主义（如杜威[John Dewey]）或社会民主（如拉斯基[Harold Laski]）的修正53.而新左派拘泥於反帝国主义的论述，竟而抹煞自由精神在中国的意义（比如认为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自由），同时将解放的理想寄託於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或毛主义的乌托邦。全球化是一个悖论──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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