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提出“动态能力”战略观的是Teece，Pisano和Shuen (1997)的《动态能力与战略管理》一文。在这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作者把演化经济学的企业模型和“资源观”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动态能力”战略观的框架。这个框架强调以前的战略观所忽略的两个关键方面。第一，“动态”是指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必须具有不断更新自身胜任的能力；第二，“能力”是指战略管理在更新自身胜任(整合、重构内外部组织技能、资源)以满足环境变化的要求方面具有关键的作用。他们认为，如果像“资源观”那样认为对稀缺资源的控制是利润的源泉，那么诸如技能的获取、知识和诀窍的管理以及学习就随之而成为根本性的战略问题。Teece，Pisano和Shuen以三个关键要素——组织过程、位置和发展路径——来构建他们的动态能力战略框架。该战略框架可分述如下。(1)组织和管理过程。组织过程有3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协调／整合。管理层在企业内组织生产的方式是导致企业在各个领域出现胜任上的差异的基本原因。因此，胜任／能力是嵌入在独特的协调和组合方式之中的。所以一个企业的组织过程往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复制会很难。第二个作用是学习。学习是通过重复和试验而能更好和更快地完成任务的过程，还能帮助发现新的生产机会。就企业来说，学习包括个人和组织的技能，具有社会和集体的性质。其次，由集体学习所产生的组织知识存在于新的活动模式中，存在于“惯例”或新的组织逻辑之中，因为这种知识存在于集体行为中。第三个作用是重构和转变。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发觉对重构企业资产结构、实现必要内外部转变的需要是重要的。这要求对市场和技术的警觉和采用最佳实践的意愿。在这方面，“标杆竞争”(benchmarking)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组织手段是极具价值的。重构和转变的能力本身就是学习而来的组织技能。 

　　(2)位置。一个企业的战略境况不仅取决于它的组织过程，而且还取决于它的特定资产。特定资产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包括技术资产、互补资产、财务资产、声誉资产、结构资产、制度资产、市场(结构)资产。从总体上来讲，这些资产的战略意义在于它们的企业特定性，即这些资产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内生的，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积累起来的。 

　　(3)路径。路径影响企业能力发展的作用是通过路径依赖。这个概念的实质是承认历史的重要性。企业能够向何处去受制于它目前的位置和前方的路径，而它目前的位置又是由它所走过的路径所塑造的。换句话说，一个企业以前的投资和它所储存的惯例(“历史”)制约着它的未来行为。这是因为学习是局部的，是一个试错、反馈和不断评估的过程，所以学习的进行往往围绕着企业正在从事的活动，即学习的机会特定于企业已经从事的活动。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企业的投资有比一般人所能想到的更加长远的影响，因为投资影响企业学习和能力发展的方向。 

　　Teeee，Pisano和Shuen认为，由于以组织惯例、技能和互补资产为基础的能力包含大量企业特定的缄默知识，所以特定企业的组织能力是难以被复制和被模仿的。因此，根据这个动态能力的战略框架，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嵌入在这样或那样的组织过程中的胜任和能力，即在企业内部运行的、由过程和位置所决定的高绩效的惯例。但组织过程的内容(惯例)及其发展竞争优势的机会，在任何时点上都明显地由企业所拥有的资产(内部的和市场的)以及由企业所采用／继承的演进路径所塑造。由于价值、文化和组织经验等“软”资产的难以交易性，独特的能力和胜任一般来说是无法买到的，只能在长期过程中被发展出来。于是，“动态能力”观点认为战略选择在静态时点上是有限度的，竞争成功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早期所追求的政策和所得到的经验和效率，而明天的竞争优势孕育于今天的活动之中。这个框架强调管理层需要具备不断重构已经拥有的胜任／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离不开企业历史演进的路径。管理者要能够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识别自己的独特胜任／资源，决定应该进入的新领域和进入时机。更重要的是，管理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企业内部的过程上，以增强技能、胜任和特定资产为战略基点，通过投资决策决定企业组织能力的发展方向，推动企业的学习。 

　　“动态能力”战略观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理论前沿，目前的重点集中于知识、资源和能力的内生创造上。例如，为了回答成功企业是如何发展出优越的资源和知识，而企业又如何长期保持这种优越性的问题，Helfat和Raubitschek(2000)把产品又带回到资源／能力观的框架中，提出一个知识、能力和产品共同演进 (c0-evolution)的模型。它的中心思想是企业的产品发展由企业的知识系统和学习系统所支撑，而产品的序列发展又反过来增强企业的知识和学习能力。这个模型进一步深化了对Teece， Pisano和Shuen(1997)所定义的“动态能力”的理解。温特则提出一个关于能力学习的概念模型(Winter，2000)，其中心变量是“抱负水平”(aspiration level)。他认为，“抱负水平”决定对学习的投资，而“满意原则”解释能力发展的渐进特征；触发新的学习过程需要“抱负水平”的变化，如由危机所导致的变化。从总体上讲，活跃于这个理论前沿的学者们正转向经验性研究，通过过程性的详细案例来验证资源／能力与企业竞争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 (Helfat，2000)。所有这些进展都与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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