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繁荣学术而不是“繁荣”“计划”，我以为，要处理好以下问题： 

1. 政府能干什么与不能干什么。这的确没有一条公理可循，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规则不一。学术归根是学者的事情，政府能干的主要是建立和维护基本的学术秩序，这包括设定建立学术机构、选任学术人员的标准，处理有关这方面的纠纷；其次是为公立学术机构安排和筹措资金，保证它们的正常运行；再次是制定必要的宏观的、框架性的发展规划；最后是设立尽可能少而精尖的奖励。这四者的重要性依次递减。至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题研究、教材编写与使用、学术评价、岗位设置等统统交由学术机构和民间团体自主处理。 

2. 据此，大量越俎代疱的政府的计划、工程应当停止。首先应放弃各种重点工程，如985工程、211工程、国家重点学科、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百千万人才工程”，公平竞争是人才成长、重大学术成果产生的必要条件，这已为各国实践所证明。这并不否认各学术机构、学者之间有水平高低之分，但这应是公平竞争所导致的，而不应是人为评审的结果。特别是重点的终身制问题严重，我们搞重点建设已有几十年，却未闻哪一所重点大学被取消重点资格。已是重点的尤其是重中之重的大学应当有底气，从现在开始，不要特殊照顾，与其他大学展开公平竞争，何况事实上自己已跑在前面，有别人所不及的各种积累，这样才能服众，不然，纵是你取得比别人多一些的成果，并不能说明你就真正比别人强多少。作为政府，应公平分配资源，更不应垄断资源，政府靠审批来约束大学，大学靠校长的谈判能力去从部长那里获取资源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3. 学术机构“组织程度最小化”。与企业重效率，政府重公正不同，学术机构应重自由，自由是学者的工作条件和知识创新的保障。因而在内部管理上，学术机构不应无限追循企业和政府的管理和运行方式，也就是要降低组织化、程序化、形式化、数字化的程度，给学者以较大的支配空间，使自己能沉浸于学术创造之中，特别是不要令那些具有内在使命感的人，觉得从事学术是外部程序压迫的结果。学术原本是孤寂、信奉的事业，创造源于至诚。而现行的各种指标、排名、数量要求、等级规定、审批程序，和为实施这种管理模式而建立的庞大机构：科研处、校级院级学术和学位委员会、各学科组、职称评定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等内部机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办公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各部科研司局、省级相关机构，显得过度组织化，学术不能承受如此组织程度之重。 

4. 建立符合学术活动性质的学术评价机制。现行的以给人才、成果评定级别为中心的评价制度，错误地套用了物质生产中产品质量定级的标准，没有反映精神活动的特点。建立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当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放宽评价的时间尺度和数量标准，大凡优秀的学术成果都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三、两年一评的奖，时间尺度太短，难以全面反映成果的真正水平，因此，受奖的成果至少应是十年前创作的。对教师的年审制更是不能提高其学术能力。学者出成果有相对长的周期，且不确定，一个人的创作高峰只有那么几个(年)，一个人称得上有学术贡献的东西也就是那么几篇，大部分时间处在积累期，不可能按每年几篇、几年一本书的规定来进行创作，既便做到了，多数年份是在“写字”。 

二是多采取民间评价、同行评价，尽量减少官方评价，所有评价不要分出国家级、省部级，权威级、核心级，不以刊物身份定论文水平。学在民间，民间认同少一些急功近利，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好的作品没有级别同样会流芳百世。一时找不到公认的评价标准也不要紧，学者也不要为学界未给自己进行学术排位而焦虑，以学术为志业、为学术而学术应被学者引以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三是适当分别不同学科的性质，应用有所不同的标准。尽管学科统合的趋势在加大，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对界线仍存在，三大科学内部也有差别，每一学科也可大体分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样评价标准在时间、数量、形式上也要略有不同，提出一个哲学命题、破解一字甲骨文恐毕生不能，写出一条立法建议并进行论证几月几周即可，一个标准，如现多采取的以论文见高低，难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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