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学术活动的伦理原则，学术自由的形成历经数百年，中世纪中后期学术逐步走出宗教的阴影，1670年斯宾洛莎提出“探讨的自由”(libertas philosophandi)，认为人“根据最高的自然法则为其思想的主人”。[1] 他的这一主张在启蒙运动中被广泛接受，经洪堡、施莱尔马赫、费希特等人的宣扬和诠释，日渐成为十九世纪初以后德国大学的核心大学观之一，其他的三个为“修养、科学、寂寞”。由于德国在当时引领着大学的潮流，美国有大批学生赴德国求学，并按德国模式建立和改造大学，学术自由随之输入。在中国，传播学术自由思想的主将当推蔡元培，他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在北京大学实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后被概括成“兼容并包”原则，至今还为人大书特书。[2]

在法律上，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颁布一项法令，以保证学者不因学术活动而招致惩罚，但学术自由首先由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42条所明确肯定，1966年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载明：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与之紧密相连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关于思想自由，第19条关于主张自由和发表自由的规定。中国宪法第47条：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构成学术自由在中国的宪法基础。据马尔赛文等，至1975年有34部宪法规定了学术自由。[3] 

由于学术主要由大学承担，学术自由在十九世纪一是指教授的自由，一是指学习的自由，达尔曼说过：对教师，意味着在其职业范围内有权讲授他所认为正确和好的内容，因为科学的真理非法律所裁决的对象；对大学生，意味着根据自己或得自他人的观点选择课程和教师的权利。[4]蒙罗的学术自由是指大学教师有发表、讨论学术意见而免于被除识(名)之恐惧的自由。[5]学术自由是从事学术活动的人的基本精神环境，如同他必备的基本物质工作条件，这是因为大学是一个知识共同体，一个精神家园，学术自由并非学人的什么特权，而是实现其知识创新、光大精神之使命的途径，最终有利于人类的福祉。 

学术自由的正面意义，常常可从学术不自由的负面作用中来加深体会和珍惜。 

学术自由的敌人 

学术自由有许多敌人。中世纪宗教弥天盖地，有大学而学术仅为神学的婢女，自由更无以安身。借助世俗政治战胜神学教权之力，学术摆脱宗教的束缚，自由隐约闪现，但很快为政治的利维坦巨兽所掌握。二十世纪东西方甚至不约而同地书写了学术屈从于政治、向权势献媚最不光彩的几页：包括海德格尔、施米特在内的一大批学者倒向纳粹政权，李森科的科学****主义一时甚嚣尘上，冯友兰、周一良“书生意气”为反文化运动加冕……今天，在中国，学术自由的敌人仍是来自政治，但表现形式主要不是高压、****，而是与官僚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审批学术、等级学术。 

让我们先来看一杂志上刊登的两个国内著名大学的简介：[6] 

其一：“目前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6个，省级重点学科22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4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4个；国家工程技术推广中心1个，省级工程技术推广中心8个；国家基础学科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3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1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3个。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8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专业74个，博士后流动站9个，硕士点155个，并拥有法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工程硕士、临床医学硕士和博士、口腔医学硕士等5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其二：“拥有51个本科专业，87个硕士点，47个博士点，10个一级学科授权点，11个博士后流动站。有国家重点学科11个；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7个，省市级重点学科11个。……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6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2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1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8人，博士生指导教师232人，教授501人，副教授642人。” 

这基本上是各大学简介的模式，它亮出了各大学引为骄傲的“亮点”，也是各大学一拼高低的本钱，而比这一组组“数字化”的“亮点”更值得介绍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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