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一些批评者看来，奥斯丁的理论，似乎不能说明主权者的“要求”和****者的“要求”的区别。奥斯丁理论的一个关键，是“命令”的逼迫。“命令”的内在要素之一就是“制裁”的威吓。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者的威吓比如抢劫的威吓，也是一种逼迫。虽然，奥斯丁明确地提出，法律式的命令具有普遍的一般性，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觉察这样一种“普遍性”是不能起到区分作用的。****者的威吓，也是可以针对“许多”人的，并且也是可以以普遍的方式作为表现的。〔44〕奥斯丁没有反省这里的理论困难。

　　第三，提出一个“法”的定义，实际上等于是提出一个划分“法律现象”与“非法律现象”的标准（master rule）。其实，奥斯丁为自己提出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准确意义上的法”和“非准确意义上的法”之间，划出界线。〔45〕作为一个学科知识建构的目的，立出标准、划出界线，是为了提供一个社会接受的“尺子理论”，从而希望人们依据“尺子”剥离人们自己视域中的不同现象。但是，在法律的语境中，人们是否有可能接受一个统一标准性的“尺子”？有的学者已经指出，不论在具体的意义上，还是在普遍的意义上，我们都会对“法律是什么”出现不同的意见，我们会发生“法律争议”。〔46〕“法律争议”不仅会出现在疑难纠纷中，而且会潜在地隐藏在简易纠纷中。就所谓的简易纠纷而言，这是因为，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看，随着语境的变化，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随着利益纷争的激化，没有出现过争议的法律问题亦即简易纠纷都可能成为“争议”的。而当“争议”出现的时候，人们势必会站在不同的立场，提出自己的“法律言说”，主张自己的“法律是什么”的观念。在这一点上，“尺子理论”的设想，是难以成功的，毕竟这是难以为人所普遍接受的。“法律”作为词语观念，在我们的意识中，终究是以潜藏的具有不同甚至对立性质的价值判断、利益需求和知识“前见”作为基础的。〔47〕因此，建立奥斯丁式的普遍性的“法律科学”的愿望，只能是个值得同情、而不值得赞同的愿望。

　　自然，批评性的意见，终归是一种意见。随着思考范式的变迁，我们会对奥斯丁的法理学观念产生新的解读和意见。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法理学的范围》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分析”范本。从中，我们应该体会“分析法学”的方法起点，应该欣赏步步衔接的逻辑推论，应该品味渐次深入的思考开掘。即使我们可以提出许多诘难，我们依然必须承认，这一文本，是后来法理学得以开辟新视域、得以激发新话语的重要文本。

　　〔1〕现在，学界通常认为，分析法学的原创意识可以在边沁（Jeremy Bentham）的著述，尤其是1970年出版的边沁的《法学概论》（Jeremy Bentham, Of Law in General, Herbert Hart, ed. The Athlone Press, London:1970）中发现，甚至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述比如《利维坦》（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原创意识。但是，人们依然不能不承认，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是事实上的使分析法学得以在法学界发动推进的先导性文本。毕竟，众多后来的崇尚分析法学的学者，首先是在《法理学的范围》这一原典中获得思想的。

　　〔2〕 在西方，近来也有学者开始重新研读评价奥斯丁的著述。例如，英国学者W. L. Morison专门撰写了《约翰·奥斯丁》（W. L. Morison, John Austin, Edward Arnold,London: 1982）。在《约翰·奥斯丁 》一书中，作者试图反驳其他学者对奥斯丁的批评。英国学者Wilfrid Rumble重新编辑了《法理学的范围》并撰写了序言，在序言中为奥斯丁的理论进行了辩护。

　　〔3〕参见Hubert Rottleuthner, “Legal Theory and Social&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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